我叫张福生，出生在中俄边境的一个小镇。是一个富裕农民三个儿子中最小的一个。在我十岁那年，日本占领了东北全境，建立了满洲国。

我父亲是个老实的农民。和普通人一样，他无奈的接受了这件事情，只想着做一个顺民。而我毕竟还小，并不懂得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除了多交些税，这件事儿对我们家的生活似乎并没有产生什么太大影响，对我来说，唯一不同的是，日语替代了我的母语成为学校教授的主要语言。

我十八岁那年，我二哥被保长举报参加抗联，我爸和我大哥受到牵连都被日本宪兵队抓了去。我那时因为成绩优异并准备留学日本，在校长的极力保举下才幸免于难。但留学的事也彻底泡汤了。

为了赎回他们，我娘卖了家里所有的地，但我大哥还是死在了监狱里，我爹也被打残了一条腿。

我原本对“先进”的日本文明充满向往，但自那时起，我对日本人充满了仇恨。

辍学回家的我拎着柴刀想去找保长报仇。

“福生，娘求你了。你去北边找你二叔去吧。也算给咱老张家留条根。”我娘死死抱着我说。

就这样，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里，我冒着被日本人打死的危险，偷渡过黑龙江，到了苏联。

我过去后，在二叔的帮忙下加入了苏联国籍。取了个苏联名字叫瓦西里。

那时候，苏联虽然因为担心两线作战而没有和日本宣战，其实也一直在暗中准备着。我去的时候，正赶上苏联在远东的军队征召会日语的人。

听说可以打日本人，我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了苏联红军。

那时候战争的形势已经很明朗。日本人在世界各地都遭到了失败。但驻扎在满洲国的关东军还在死死支撑。

我认真地训练军事技能，渴望有一天能回国打日本人，替父亲和大哥报仇。

让我遗憾的是，苏军虽然摧枯拉朽般击败了不可一世的关东军，但我所在的部队却并没有参加过什么正面作战。

“瓦西里中士，战争就要结束了，现在我们主要的任务是接管战俘，并把他们运到西伯利亚去。你是部队里少有的几个懂日语的人，你要担任日语翻译。”我的新主官波波多娃上尉对我说。

于是，我随着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浩浩荡荡的开进了东北。

波波多娃是一个金发碧眼的女人，虽然已经三十几岁，但看得出她年轻时一定很漂亮。只是，和大多数俄罗斯女人一样，这个岁数的她已经肥胖得不是丰乳肥臀所能形容了。

这时的我刚满二十岁。军队生活的锤炼，让我比读书时更加结实。总是把军装烫得笔挺的我，和那些邋遢的俄国大兵相比，显得英俊挺拔，英武中不失读书人的文雅。

波波多娃似乎很喜欢我，有事没事总喜欢把我单独叫到她的办公室里聊些工作以外的事儿。但她的这种超出工作关系的喜欢却让我很尴尬，因为在我看来，她的举动和语言都可以看成是一种骚扰。

“瓦西里同志，你从没有做过男女之间的事儿么？这太奇怪了。”她经常用色眯眯的眼睛盯着我的裤裆问。

“战争就是残酷的，今天还活着，谁知道明天会不会牺牲掉，所以不要控制自己的欲望，有想法就大胆的去做。”她摆出一副风骚的模样勾引我。

在苏联生活了一年多的我并不排斥苏俄女子，她们大多皮肤白皙，发育很好。对我这个英俊大兵，也很热情。这对正值额尔蒙分泌旺盛期的我来说，是很大的诱惑。我也曾幻想能够和一个美丽的苏联姑娘产生一段浪漫的爱情。

但波波多娃的私生活很乱。我曾不止一次看见，她与别的男兵胡搞。最离谱的一次，在我去她办公室汇报工作时，撞见她正爬在办公桌上撅着屁股被男兵从后面搞，她非但没有一丝尴尬害羞之意，反倒用蓝色的眼睛魅惑的撩拨我，嘴里故意发出让我热血喷张的呻吟声。

那天晚上，我用手解决了身体无法抑制的冲动。幻想的情形就是狠扇她那白花花的大屁股。

虽然她经常放肆的勾引，但我对她毫无性趣，我讨厌她，尽力躲着她。

因为我是中国人，在心理上，始终喜欢黄花大闺女。

这种让人尴尬的骚扰终于在我们接管了一个战俘营后结束。因为她在那里可以任意调取日本男俘来“讯问”。

我们部队负责管理的战俘营关押着几千个战俘，绝大多数是男兵，其中还有二百多个女俘。

由于我日语说的很好，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负责登记他们的情况，审讯并收集有用的情报。

这样，我就比其他人更多机会接触到了那些女战俘。

她们绝大多数都是陆军医院的医护兵。除了几个中年军医以外，都很年轻。

见多了高大健壮的俄罗斯女兵，这些身材娇小，说话温柔，有文化修养的日本女战俘让我有了新的感触。

我不得不承认，受了八年日式教育的我很喜欢这样的女性。如果不是在战俘营，而是在医院里遇到穿着白色制服的她们，我一定会爱上她们的。

我流利的日语和温雅的外表让这些女俘以为我是台湾人或者是朝鲜人。她们对那些粗鲁的俄国大兵恨到极点，却对我表示出好感。

每次我按照上级的命令去审讯她们的时候，她们都会用可怜兮兮的眼色看着我。

“福生君，求求你帮我们给家里人寄封信吧，求求您了，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那些女俘也知道自己未来的命运，她们连祈求活命的想法都不敢有，给家里人写一封诀别信已经是最高的奢求。

看着这些年轻漂亮的日本女战俘充满绝望的眼睛，我心里一阵阵的难过。

战俘营明令不准许战俘们与外界通信。但我还是忍不住答应了她们。

我让她们把写好的信交给我，告诉她们我会找机会把信帮她们寄回去。其实我只是想留给她们一些希望。

每当晚上回到自己的营房时，我会打开那些信来看。这些信件也帮助我更加了解这些柔弱的女人，而不只是一个个名字和编号。

但是越是这样，我越是同情这些女俘。她们在我眼里，已经不再是恐怖的大日本帝国的军人，而只是一群饱受蹂躏，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奴隶，她们的遭遇让我心酸。